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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秉绶“长生长乐之居”何以如此多——书印的“多胞胎”

今年7月的北京保利春拍“仰之弥高—古代书画夜场”举槌,其中清代书法家伊秉绶所书“长生长乐之居”隶书大字横幅以2500万元落槌,然而,此次所拍卖的“长生长乐之居”斋号,竟然可以找出五件相同内容的作品。本文作者由此引出对古今书家书法和篆刻作品中“孪生”和“多胞胎”现象的探讨。

事实上,按照惯例,拍卖公司对真假并不承担责任,所有风险在买方。正是因为这类“护身符”,拍场中的赝品才不绝如缕,考验买家的眼光。无数次的拍卖中,有的把假当真,成了冤大头,有的把真当假,失之交臂。

2022年7月27日,北京保利春拍“仰之弥高—古代书画夜场”举槌,其中伊秉绶所书“长生长乐之居”隶书大字横幅备受瞩目,从280万元起拍,经过三十多分钟的持续竞价,最终以2500万元落槌,加上佣金共2875万元成交,刷新了伊秉绶个人作品的拍卖纪录。每个字近500万,令人咋舌。这并不是伊秉绶的斋号或者说匾额第一次拍出如此高价。此前,北京永乐2021古代书画春拍,伊秉绶四字斋号“昨叶书堂”以2012.5万成交,早在2014年春,伊秉绶“遂性草堂”四字在保利拍出2300万的高价。拍场似乎分外垂青伊隶大字。

现在要探讨的是,此次所拍卖的“长生长乐之居”斋号,竟然可以找出五件相同内容的作品,其中四件作品的“外观”非常接近。这背后必定有一些故事,也有真赝讨论处。

第一件为此次拍出天价的作品,见诸著录,兹不重复。乍看,伊隶大巧若拙之技跃然纸上,尤其是章法处理采用“一二一二”安排,对比强烈,具有强烈的“现代构成意识”。共有五方印章,右三左二。

伊秉绶所书“长生长乐之居”之二,曾见于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95秋季中国艺术品拍卖会

第二件与第一件相似度极高。差别在于印章,右下少两方。左侧两方印章不同,第一件上下皆朱文,第二件上白下朱,下方的朱文印内容,前者为“墨庵”,后者为“墨卿”。

伊秉绶所书“长生长乐之居”之三,刊于《西泠印社法帖丛编.伊秉绶隶书字帖》

第三件相似度仍极高,左侧二印与第一件相同,右侧下方少了两方印。按照盖印的基本规矩来说,作者在右下方盖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,基本上是收藏者所为,宣示“曾经过眼”的凭证而已。据此而论,第一件和第三件可能是同一件作品,而第三件出现时间更早,后来加盖两方印(或是收藏印),就成了第一件作品。当然,最终结论还是要依据真迹而定。

第四件章法看上去是一致的,但笔差异极大。前三件似方实圆,此件以方正为主,转折处理差异尤其明显。笔画边缘有锯齿之痕,似有描摹填墨之嫌。款字有“简田十六先生雅属并正,嘉庆壬申岁”字样。对照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“花屿读书堂”隶书五字横幅,便知款字乃移花接木而成。

第五件作品比较特殊。用笔轻细灵动,取法金农,笔画秀逸,属早期作品。章法处理有“先行意识”,六字布局已然相同。任何大家最初都难免受到时风影响,但大家之所以为大家,在于最终能找准自己的方向,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对照前后期作品来看,有脱胎换骨的变化。

从伊秉绶所书“长生长乐之居”斋号的“孪生”和“多胎”之情况,可以看到哪些问题?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?具体而言:一是应酬,几乎所有书家都在所难免,声名越高,应酬越多,因为圈子越大。有了应酬,就难免“复制”,自己重复自己;二是“造假”,从同时代的书家开始,就可能有人因为仰慕名家而“临摹”,也是一种“复制”,如果是今人所为,则是出于利益需要。差异在于,有的模仿水平高,能够以假乱真;有的水平尚可,但猛然一观,总有察觉一二败笔露出马脚;有的则水平拙劣,一眼看穿。不禁要问,既然如此,为什么会堂而皇之地亮相?按照国际惯例,拍卖公司对真假不承担任何责任,所有风险在买方。正是因为这类“护身符”,拍场中的赝品才不绝如缕,考验买家的眼光。无数次的拍卖中,有的把假当真,成了冤大头,有的把真当假,失之交臂。

笔者在多年的书法篆刻研究过程中,积累了一些书印“孪生”乃至“多胎”作品,逐一对比,以为参照,不特别刻意于真伪之结论,旨在对比中提高鉴赏能力,更主要的是为了客观看待名家的创作状态——如何对待应酬和复制?

回到伊秉绶的这件“长生长乐之居”拍卖品本身来看,要说内容是相同的一首诗词,分别写给不同的人,存在某种可能性。相比之下,不同的人的斋号出现重复,可能性极小。第五件作品属早期,若是写给同一个人则很有可能——某位挚友时隔十年、二十年之后,再次邀请伊秉绶书写同样内容的斋号,无疑更具纪念意义,可以理解。

伊秉绶书“退一步斋”之二,见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1995秋季拍卖会

伊秉绶书“退一步斋”之三,见于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1997秋季中国艺术品拍卖会

伊秉绶书“退一步斋”之四,见于北京匡时拍卖有限公司2012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明清书法专场

“退一步斋”亦是一例。四件作品可以分为两组。第一件藏上博,需要单独看,是唯一在款字中署“蘅沚三兄”受书人的。后面三件为一组,分别现身于各大拍场。因为只是面对图片资料,无法做出更多比较。对比来看,第一件作品的“步”字,长横画刚劲有力,气势不凡,另三件很相似,起收笔皆显漂浮。有意思的是,四件作品书写时间是相同的,都是“嘉庆癸酉”,时1813年,伊秉绶去世前两年。

“咏风多古意,觞月具新欢”隶书联共三件。第一件书于“嘉庆七年处暑”,1802年,49岁。第二件书于“嘉庆癸亥”,1803年,明显又处于一个求变期,最主要的特点是转折处理类似“老宋体”。第三件时间在“甲子年中伏”,1804年。三件作品相隔时间不长,风格相近而略有小变,符合个人发展规律。

“月华洞庭水,兰气潇湘烟”隶书对联“遇见”了相同内容的横幅。对联书写时间是“嘉庆九年(1804)四月八日”,年50岁,款“书为山民兄之属”。笔画稍细,当为中期作品,装饰味已经出现了。横幅书写时间是“壬申(1813)仲秋”,年59岁,有“云伯先生极赏余此句”。两件作品相隔近十年,风格如此接近,很奇怪。按照大家心性来说,必定追求变化,避免一味“抄袭”自己。

伊秉绶抄录《云泉山馆记》,存世有册页和长卷两种,皆与常见伊隶风格差别很大。尤其是第一件,明显少古气。长卷收笔上翘动作雷同,结字少了沉稳之相,缺少大巧若拙的气派,竟和黄葆戉隶书接近。

汉金文“尚方作镜真大好,尚有仙人不知老。渴饮玉泉饥食枣,寿如金石嘉且好”,一真一假。第一件是真迹,具有一种强大的气势,用笔开合幅度大,字形变化随心所欲,如“人、不、饮、饥”等字的随机应变,极为夺目。伪作墨色轻浮,不入纸,个别字的起收笔太快,时常露怯,如“作、有、仙、渴”等字。究其缘由,临摹时必然存在左顾右盼、顾此失彼的情况。

临《裴岑纪功碑》“孪生”之作,第一件内容是“敦煌太守,克敌全师,振威到此”十二字。笔画少见锋芒,古厚阔大,用墨浓重,无时间款,依据风格推测,属成熟期作品。第二件内容上略有不同,中间四字是“除四竟疢”,时间是“癸亥年(1803)立冬”,年50岁,用墨浓重,但笔画有锋芒,气象初具。查对《裴岑纪功碑》原文,与这两件内容皆有出入,估计是选字临,加上是不同版本,漫漶不清,故有差异。

王铎五律诗竖幅标题不同,内容一样,共有三件,“柳条圆沚畔,一亩类村居。憙得山晴后,初当兵退余。冬催松鬣健,风冷药坛疏。丘壑无遗恨,非惟数著书。”书写时间接近,风格略变,一时又一时之态。第一件是“庚寅(1650)冬日”,59岁。和另外两件作品相差一年。笔意放纵,笔画粗细跌宕。第二件是“辛卯(1651)菊秋”,60岁,顺治八年。整体上用笔轻细,放纵之笔少。第三件是“辛卯冬(1651)”,没有连笔,字形独立,笔法厚重,以楷意为主。

王铎所书唐代钱起《和万年成少府寓直》五言律诗竖幅两件,正是李逵和李鬼相逢。第一件乃王铎代表作之一,笔意老辣苍茫,力能扛鼎,结字跌宕,收放纵敛,一气呵成。第二件是临作,软弱无力,只存皮相。

刘墉临米芾《珊瑚帖》局部:“三枝朱草出金沙,来自天支节相家。当日蒙恩预名表,愧无五色笔头花。”第一件为真迹,笔力劲健,起收笔自然,用墨变化自然,生气远出。第二件乃伪作。少了“米南宫诗帖”一行,章法平常,感觉局促。收笔太快,笔画显得毛糙仓促,如“来、天”等字,“恩”字心思地笔法缺少变化。墨色乌黑,极为死板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墨猪”。开篇第一字“三”便露怯,三横的起笔皆为露锋且雷同,缺少自然变化。

陈鸿寿“白传林塘传画去,吴王花鸟入诗来”行书对联有两件,风格接近,书写时间理当相隔不长。第一件更为精到,中侧锋兼用,收放纵敛,跌宕多姿。需要注意之处是,既有上款,而下款又有字号,第二件无上款,下款只有签名,全联浓墨,实笔更多,气息内敛。推测是“复制”以应索。

赵之谦临《泰山刻石》有两件,前真后假。第一件有长跋,可见郑重之意:“《泰山刻石》二十九残字拓本,今不可得矣。此为钱叔盖旧藏。叔盖殉节后,其子,余弟子也,抱以来温州,因得书见。临为云西仁兄法家正讹。同治纪元太岁在壬戌秋九月,会稽弟赵之谦记于永嘉官廨。”笔意和刀味并重。第二件仅署“同治纪元壬戌九月”,明显是从前一件中截取,篆字松散,笔画软弱,失笔较多。

集《峄山石刻》篆书联“如天高年不可纪,此园极乐无能争”两件,皆为真品,送给不同的朋友。一件上款是“葆丞仁兄”,一件上款是“绮园先生”。笔法稍有差异,一瘦硬,一粗重,行笔略有差异,最明显的是上联中的“如、纪”二字,差异很大;结体一疏朗,一缜密。总体风格相近,说明书写时间应该相距不远。

“万物不平有风俗,七情之合为中和”篆书联注明是集《会稽石刻》,与前面的“如天此园”联相比,笔法又有变化,可以看出赵之谦锐意变法之举。相比之下,第二件用笔明显迟滞,尤其是长线,功力明显不济,如“物”字便如春蛇秋蚓,笔画转折接搭处出现生硬圭角,再看“情”字右上类似“山”部位,更是生硬。受书人“竹亭”二字显然没进入状态,“亭”字行笔脉络不清,开篇即错,令人生疑。

“负舟行大泽,絜宇来清阴”隶书联为赵之谦典型风貌,极为注重起收笔的动作变化,挑掠纵横,气势外露。通过这件隶书对联,造出三件相同内容篆书对联,此等“改头换面”之法,属造假常见手段。第一件最像赵之谦,起收笔都很夸张,但少了提按节奏变化,如“负”字起笔,将赵之谦的恣肆变成了累赘。“舟”字起笔自右而左,拉得很长,用笔太实,无一丝节律感。下联用笔尤见圆滑。要知道,赵之谦用笔具有似圆而方、似方而圆的特点,全然不见,笔画多的“絜、清、阴”三字,显得沉闷。款字的撇捺画在行将收笔时缺少按挫动作,“兄”字笔顺不对头,最是露怯。第二件笔画细致,行笔犹豫,致使迟滞,亦成病态,如“负”字行笔不够流利,“絜”字拥挤,“阴”字左耳旁过于随便。右下收笔太大,已成病态。款字行笔生硬,对比来看,第一件注明“集《会稽刻石》”,第二件则是“集《峄山石刻》”,试想以赵之谦才学,何以如此昏聩?第三件对联笔不入纸,墨色轻浮,笔画软弱,伪劣之作无疑。

赵之谦临《武荣碑》隶书扇面,一真一伪。伪作水平较高,但一些细节不到位,很难发现。黑白扇面虽然看起来陈旧,却一气呵成,乃完满之作。第二件泥金扇面,看上去极为豪华,笔画有些疲软。毫无疑问,泥金纸质可以掩盖很多不足。拈出几处能够辨别的细节:第三行“次”字捺画,少了提按动作;第五行“竟”字收笔乏力,有描摹痕迹;最末“衡”字撇画少了平推动作,可谓“失之毫厘谬以千里”。最关键是款字出错,造假者不明就里,上款中“临别”之“别”字,不知行笔来龙去脉,生造而出,下款首“执”错成“热”,更是离谱。

赵之谦万累一日大字联之二,见于香港淳浩拍卖有限公司2009春季艺术品拍卖会

“万累回头真土苴,一日偷眼看青山”大字联书于“辛巳七月”,时1881年,去世前三年所作。从第一件对联可以看出,用的是羊毫,铺毫重按,枯湿浓淡明显,形成虚实之变。第二件看起来一模一样,唯下联“眼”字左下有一墨点。整件对联色彩偏差多半是拍照印刷修图之故,笔墨稍嫌沉实,略见逊色。若想进一步判定,还得看真迹,才能下结论。

隶书联“奉爵称寿,雅歌吹笙”共有四件,可先两两对比,再全部加以比照。第一件上款“时庚申长至节,集奏詺笔参石阙”,第二件上款“字集奏詺笔参石阙,时庚申冬十月”,下款完全相同,署“吴昌硕年七十七”。第一件用笔较细,第二件笔墨浓重一些。八个隶书大字基本相同,差别最大的是“笙”字竹字头。此外,第二件“爵、称”两字中多笔竖画出现的枯笔很不自然,尤其是“称”字“冉”部,乏力漂浮。第三件上款“癸亥(1923)新春集《史晨碑》字于禅甓轩”,下款署“八十老人”。此件用笔最为纵意放浪,随心所欲,尤其起收笔特别明显,如“歌、吹”二字撇画近似竖画,掠过而不回锋,有行书和汉简笔意,极其率意。第四件写于“八十三岁”,用笔圆转浑厚,款字行书更多苍茫之意,上款注“集《史晨碑》句,书于海上,去驻随缘室之一角楼”。

篆书横幅“陔庐”一真一伪。先看“陔庐”斋号,“陔”字左耳旁竖画是倾斜内敛的,墨色浓重,笔画饱满有力。第二件是伪作,“陔”字“亥”部首横画与“庐”字撇画生硬,尤其是“庐”字左侧收笔,如干柴断棒。落款行书笔枯墨浮,极其生硬,那种惯有的排山倒海的气势全无,字字无关联,如散兵游勇,互相之间还存在冲突。

“归于轩”也是一真一伪。真迹笔力雄健,结体自然,款字一气呵成。落款署“睫庵先生”,即鉴藏大家斐景福。吴昌硕时八十三,虽属暮年之作,但无衰老颓败迹象,笔墨浑厚华滋,火气褪尽,行笔自然。伪作笔墨轻浮不入纸,落款行书不够厚重,没有篆书中实之韵。因为采用的是临摹作伪之法,所以有一定的笔意。

“雪庐”两件都存在问题。篆书大字有一些功底,但行书款字太差。第一件款字是:“雪阶仁兄筑园沪北,幽深淡逸,以雪名庐。为瑑堂頞幸指譌。”无丝毫老辣之气。第二件款字注“映雪勤读,立雪尊师,以雪名庐,其道亦深耶”,整体上气韵略显松散,其中“庐”是错字,写成病字头。

篆书“云峰远抱”中的“峰”,属简省之法,有的人释为“半”,说明不解此意。三件作品,一真二假。第一件是线)十月,菘耘先生”,缶庐时73岁。另有题诗:“苕花如绣水如烟,鸟语梅边又柳边。一屋临溪山四抱,先生还自抱圆天。”第二件完全是临摹第一件,墨色轻浮,行笔过快,款字笔画过于细弱,且把“菘耘先生”有意或无意错成“松伟先生”。第三件落款时间是“庚申(1920)孟秋”,款字节选后两句诗,字形略有变化,较为随意。篆书大字中,“云”的收笔转圈,“远”字中类似“山”右侧竖画,明显过尖,不是吴昌硕篆书笔法。

齐白石篆书“持山作寿,与鹤同侪”对联很有名,存世三件:第一件上款署“任潮先生”,下款是“九十岁老人”;第二件无上款,下款相同,第三件上款是“东北美术专科学校存”,下款署“九十三岁”。三件对联字形有一定的变化,笔墨苍老,力量雄肆。看来,齐白石对此内容很喜欢。

“礼称王史氏,治纪内冯君”篆书联两件皆真迹。第一件上款署“子彬世先生雅属”,下款是“己卯(1939)春正月”,时76岁。第二件无上款,下款记“八十五岁”。两者风格如此接近,而时间悬殊近十年。看来,书家风格成熟之后,想求变更难。

最有意思的是后面两件对联,上联内容不一样,分别是“治道由衡石”和“元吉处离位”,下联内容竟然一样,同是“王灵起阙廷”,款字内容更是一样。“元吉王灵”联存疑。笔画无老辣苍茫之气,尤其是“起”在用笔,极为放纵,然过于漂浮,留不住,上联中的“吉”字“口”部横画,笔锋扁了,当为失笔。

鲁迅常以自作诗书赠朋友。《答客诮》写给日人岼井先生,款署“£未年之冬戏作”,“未”字前应该丢一字。多见行楷书笔法。写给郁达夫的,落款没有标明时间,其中草字更多一些,笔法更简洁一些。

《无题》有两件,款字“录三十年前旧作”,署“冈本先生”,笔法整体厚重,穿插了一些干涩的枯笔。第二件无受书人姓名,书以自遣,时间在“辛未二月六日”,笔法自然随意,轻松活泼。

第一件《自嘲》诗有款:“达夫赏饭,闲人打油,偷得半联,凑成一律,以请亚子先生教正”。第二件明显脱胎于第一件,去掉了“亚子先生教正”,把“鲁迅”二字也顺势移位了。第二件作品中的败笔姑且不论,单单一个“牛”字,便将第二件乃“复制”第一件的真相揭示出来。书家就算是当即连续复制,也不可能每个细节都一模一样,像“牛”字竖画这种效果,极具偶然性!

马一浮临《中岳灵庙碑》一真一伪。第一件气息古朴,运笔遒劲,点画在隶楷之间,融会自然。有长款:“《嵩高灵庙碑》元魏诸刻中最早。结体古拙,犹存隶变之迹,足与”二爨“抗衡,有龙威之势。蠲叟年八十书。”第二件在落款中增加了“瑞芝仁兄”。两件作品章法不同,笔法和结体竟然一模一样,显然是以真品为范本临摹得来。收笔太快,波尾常常摔出,力怯气散,致使点画单薄,如“烝、建、于”等字,比比皆是。像第五列“三”字三笔画极其生硬,是对照描摹而成,没有一气呵成的笔意。整体上没有人书俱老的特点。

徐悲鸿对联“一怒定天下 千秋争是非”属“五胞胎”。第一件上款有“子奋我兄”,是写给闽南大书画家陈子奋的,时间在民国廿四年,即1935年,徐时年49岁。点画柔和劲健,笔笔到位,特别是使转,手法高超,真迹无疑。第二件上款署“承泉先生正书”,未能查到相关资料。未署年月,下款中注“集明人句”。从这一件对联中的字形来看,明显地受到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的影响,与其它几件风格差异最大。第三件上款为“艺圃先生雅教”,没有注明书写年月,用笔从容精致。葛先才(1904-1997),号艺圃,湖北汉川人。黄埔第四期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。第四件款字有“书奉洛民先生雅教”,整体上墨色轻浮,使转过于油滑,如“定、争”二字,没有学魏碑的那种凝重感。第五件上款为“杰民宗先生”,时间在戊寅年,时在1938年,“是非”二字用笔有些毛躁,“怒”字使转时笔锋扁了,略微交代不清。

林散之的款署公历“十月”的“生天成佛”是绝笔书,世所熟知,款字注“乙丑年六月”的少见。这件作品中,“生”字用墨死板,“天”字撇捺画收笔不自然,有增补迹象,“成”字撇画火气最大,“佛”字长竖画收笔太野,与其此等年岁固有的平淡之气不符,且签名乏力。

赵之谦所刻“燮咸长寿”印,真品布白留红合理,细微处见精神,刀痕中尽显笔意。伪作印面中,“长”字三横画收笔处理不自然,“7”形笔画粘连处很生硬,“咸”字右下“匕”转折处很生硬。边款文字极为细弱。

“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”,真者,印章笔画虽细,但有厚度,留红自然,特别是印章底部“稼”字处以及印章左侧“之、印”二字处留红很大胆,能够突破常规。边款取汉画,尚有阴刻隶书,随意自然,亦有阳文魏书,字态翩翩,书印合一。伪者,印文笔画过细,细若游丝,已失去了应该有的气度。无论是汉画边款还是魏书边款,都非常死板,缺少虚实对比。

“餐(沧)经养年”,第一方为真,印面布局自然疏朗,残破自然,留出几块相互呼应的红面。边款中朱文魏书虽在界格之内,但毫不拘束,字字如生龙活虎。第二方乃伪,印面残破过烂,没有道理,尤其是“经年”二字下部,更使得全印气息散漫。“餐”字最下方“匕”笔画转折过于生硬,“养”字左侧竖画垂笔过于粗臃。“经”字中“爪”部过于圆滑,给人方凿圆枘之感。

黄士陵“长相思”以金文入印,跌宕多姿,印面生动。第一方印“长”字笔画是完整的,第二方印中已经残损,估计是使用和转移过程中不慎摔烂,损伤过度,使得印章章法和气息被破坏。关键处的损害,让人痛断肝肠!

“祗雅楼印”乃黄士陵暮年之代表作,功力炉火纯青,笔画光洁挺拔,圆转全为几何线,却能出之自然。从第二方印可以看出,作伪手法高超,相似度极高。但笔画力度不够,不够劲挺,尤其是“雅”字“牙”部,此处最弱而易露怯。印面与原石形状不同,略有歪斜。旧时书画印作伪者,往往留下一二处明显的差异,以免招来“天谴”。

吴昌硕两方“抱员天”皆为真品。章法布局相似,依托印面形状而略有变化,因时而化。第一方款字稍少一、二字,时间在壬午(1918)夏,吴昌硕75岁,相比更随意。第二方边款为“颛民生,背方州,抱员天。庚申夏,吴昌硕”,时间在庚申(1920)夏,吴昌硕77岁。

“美意延年”也有两方。第一方篆书边款:“得众动天、美意延年”,庚辰(1880)二月刻,时36岁。第二方边款内容一样,但非篆书,标明“时年七十又七”,相差三十时间,印面风格只是微调,说明吴昌硕篆刻风格成熟很早。

“西泠印社中人”堪称“标志性”印章,成了logo。真印笔画厚实,圆浑自然,边栏残破较甚,但形散神全。伪印属临摹之作。笔画乏力,尤其是残破太过,已经伤及筋骨,以至于细弱乏力。边栏的残破处理极其生硬。

齐白石“中国长沙湘潭人也”乃精品代表作,印面为5.7厘见方,已然是“文化名片”之类的象征物,史料记载有多枚,此处选三方。第一方露脸最频繁,且有原石存世,可以比照。原石材质为棕红色寿山石。据资料记载,齐白石当时经济条件并不宽裕,有时一块石头锯成几块用,有时刻了磨、磨了刻。此寿山石虽然石身较薄,只有1.1厘米高,却非常用心。为了使用和携带方便,此印还挖了用于穿绳的“钮孔”,可见此印在齐白石心目中是很满意的。第二方只有印蜕。对比可以发现,相似度很高。有没有可能,是出版时PS而成?经过细致对比发现:第一方除了“人”字有豁口之外地,其它地方还有一些细微差异,如“中”部方锐程度,“长”右下角残损,“沙”三点水中细碎留红,还有“潭”字三点冰最左侧有一个白点。这说明就是两方不同的印章。“人”字豁口的存在,就是天意,无形中留下一个鉴定的关键“密码”。第三方为私藏,材质为青田石,因为没有高清图片,也没有到展览现场, 只能就所见照片进行一些推断。印章细节看不清,但可以发现,”人”字无损。边款记:“余之刊印凡数十载,略有小成,未敢忘吾之根本也,故记此以志耳。丙寅春,白石山翁。”1926年,白石老人时64岁,参照重庆市博物馆编著,巴蜀书社出版的《齐白石印汇》全书,白石老人在自叙中表述非常明确,即印谱收录的是他从1917年到1933年的全部作品,但此书中并没有收录两寅年也就是1926年的“中国长沙湘潭人也”。既然是“自述”就是齐白石曾经过眼并首肯过的。该如何解释?

钱瘦铁刻“鹰击长空”的两方印蜕,其实是同一方印。第一件时间早一些,印面文字中有很多细碎红点,第二件进行了修改,将“鹰击”二字中的细碎红点去除,使得朱白对比愈加强烈。印边也加以修饰,更显苍茫之意。钱瘦铁属于勇于探索的印人,刀下不时有很多“新想法”,这种白文加粗,强化虚实对比,达到极致的尝试,为当代印人所借鉴。

以上这些书印作品,乃是平时在各类书籍报刊杂志中所见,有少数见诸网络,多半来场公告,有的还出自一些博物馆。有些作品,一眼就能看出真伪的。有的只能见到图片,毕竟不同于真迹,无法等作为鉴定的第一手权威证据。

不可否认的是,身处电子时代,越来越难以抵挡不计其数的克隆、复制、模仿,甚至直接抄袭。书法圈是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缩影,现实潮流无一不打上鲜明的烙印。简而言之,很多人止步于重复,重复自己、重复别人,书法创作变成了流水线作业式地重复。今人多见“复制”,主要是利益驱动。一是为了入选展览,为了迅速成名而不择手段,竞相复制,不惜放弃自己的艺术主张和艺术个性;二是走穴,追求最短时间内经济利益效果最大化。所谓书法的“抄袭”——就是对一件现成的书法作品进行一定程度地模仿和复制。与文字的抄袭略有区别,不但有内容,而且包括形制和样式。这其中有两个判定的关键要素:一是取法目的,是为了研究学习还是博取物质利益;二是取法对象,是古人还是今人。古人都是众所周知的经典,深入人心,无法取代,今人则涉及到一个知识产权问题,因为包含了一定的个人创意。

古代书法家也存在“复制”。面对无奈的应酬,康有为与吴昌硕都有类似情况。对于以“复制”来解决应酬之法,需要正确理解和理性对待,避免陷于“固化”。临摹本身就是一种复制,一是为了取法学习研究,二是为了保存、流传,常见的就有各种临本、摹本、写本便是。有时更是千秋之想。唐代怀素一辈子写《千字文》难以计数,风格差别大,各具创造性,则另当别论。智永写《千字文》八百多遍,那是为了传世,“普遍撒网”。赵孟頫平生抄写写《洛神赋》七次,临《兰亭序》有十八种,唐寅写《落花诗册》一共三次,主要是意犹未尽,感触尤深。当然也不乏极少数造假而牟利者,利欲熏心,唯恐天下不乱。

其实重复未必完全是坏事。人生就是不断地重复,过日子周而复始,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往复,就连落款的时间,以天干地支纪年,六十年一个轮回。书法本身就是重复,通过重复训练来提高技巧。经典碑帖通过重复阅读,彻底理解其中的菁华。做一件事要想最终成功,需要不断地重复。书家随着年岁的增长,慢慢变老,每天都在变,状态、心态、情态,每天都不同。善于总结和提升,才有书法的寸进,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。

古今作品都会有很多孪生甚至多胞胎现象。“多胞胎”必有一伪或皆伪的情况,但也可能全部是真,通常以书法水平为判定标准,且符合书家历史定位者为真,或有材料和其它旁证者为真,其余则判定为伪。因为牵涉到主观判断,或许有人认为,有的造假者水平也很高,所以难免存在一定争议。若以动态方法论视之,则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方法,当有新证据出现,可以再行修订。因为目的不同,故而标准不同。如果是纯粹的研究,真伪判定可以保留争议,如果涉及到个人收藏,则多数期望有明确的结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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